保大帝原本在1945年退位，然後將金印移交給當時的北越革命政府。
能夠欣賞『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此時也只能承認：判定是非對錯的規矩在人性善惡面前往往是無能為力的。
教科書不談惡、不談陰暗面，但青春期少男少女生活周遭其實充斥著不少小奸小惡，這種小奸小惡若遇臭味相投的群聚，很容易發展為勢不可當的攻擊力量，以「不懂事」來解釋之有可能簡化了問題。筆者雖不認同：不學國文就缺乏「人文素養」這種簡化的對應。大人被潑了一身髒水，但沒心力、也不想跟她「玩」。筆者此文不打算花太多篇幅參與文言文存廢的論戰，只想就身為國文教師與學生長期互動的經驗提供一點思考：國文（或者更廣義地說，語文教育）還可以怎麼「有用」？ 情境 中學教育工作者，對於各種霸凌現象應不陌生，以下是筆者最近處理一樁疑似關係霸凌事件的印象速寫： 這陣子目睹一座少女叢林，其中有共仇、有廝殺、有排擠，上演著一切女性小圈圈中會發生的類「宮鬥戲」，青春、兇猛又殘忍。」（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語言是我們經驗、理解世界的憑藉，沒有落實到語言層面的東西，不是無法被意識到，就是雖然真切或隱約感受到，卻無法指認或形容。
對此，或許該慶幸的是：當前國文科幾乎沒有範圍的考試方式，讓教師可以隨學生需要，適時補充各類文章。近來，由於大學入學考試，不少頂大科系不採計國文。我認為香港本土主義中一些種族主義的元素並不可取.......例如針對中國內地遊客的行為未能取得作用，而事實上那個時候活躍在香港的本土派政治人物中，包括梁天琦、羅冠聰（羅冠聰曾表示香港眾志不會以本土派自居）在內，有不少都是在中國大陸出生，本土派內部亦不同政治光譜的人物，他們對本土的含意亦有不同的理解。
在2019年，隨着反修例運動不斷升級，該句口號亦在大大小小的示威場合被重新提起，併成為香港社會在過去幾十年以來影響最廣的政治口號之一。「在研究本土主義的時候，我發現超過九成的學術文章對本土主義都持有非常負面的意見這套電影在2021年韓國「自由國際電影節」（Liberty International Movie Festival）中奪得「最佳攝影獎」。而涉及討論本土主義、香港獨立、以至港人身份認同等題材，更成為不少電影製作人不敢觸碰的一道紅線。
2007年的時候，他曾經到香港攻讀博士，並在2010年取得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的範疇包括台灣和香港人的身份議題。那時候，人們經常批評香港本土主義的支持者帶有種族主義色彩，又認為示威者的行徑瘋狂，其中包括各種針對中國內地遊客的行為，很多人當時甚至將香港的本土主義與西方眼中的右翼畫上等號，並將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的反移民行動與之比較。
」 除了經貿上與中國的緊密合作外，馬寶康認為，令德國人關心香港事務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德國人在昔日東西德統一的過程中，亦曾經親身經歷過身份認同的轉變，以至於德國媒體在今時今日對香港和台灣人的身份認知問題上，都有較多的報道。「香港本土主義」從低潮期到成為另一股政治主流 「當然在現在看來，《香港本色》無疑會讓人覺得這套電影是在歌頌或美化香港的本土主義。然而，科目難度超出他預期，最後覺得「寫論文比拍電影容易」，故放棄了電影相關的科目。北京和建制陣營譴責本土派支持者煽動暴力和鼓吹港獨，而本土派的部分主張、較為激進的抗議方式，亦引起不少傳統泛民政黨反感。
」 然而，馬寶康並不認為兩者之間有任何可比性，香港與中國之間存在着巨大的權力及制度上的不對等，而本土主義者希望捍衞香港的生活方式和獨特性，故不應和種族主義混為一談。馬寶康表示，他由2017年起開始拍攝《香港本色》，希望透過訪問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呈現當時仍未成為主流的香港本土主義中的不同面貌。「在看待本土主義時，你需要更加深入去了解本土主義者的情感，」馬寶康強調，「當我在研究香港本土主義的期間，大概是在2015到2017年，遇到很多很有熱情、想去爭取香港民主和獨立的人，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絕大部份的本土派支持者都是由情感驅動（motivated by emotion）。在2019年，隨着反修例運動不斷升級，該句口號亦在大大小小的示威場合被重新提起，併成為香港社會在過去幾十年以來影響最廣的政治口號之一。
學術研究的侷限，用紀錄片把情感記載下來 《香港本色》導演馬寶康（Malte Philipp Kaeding）是一名德國政治學者，目前居於英國，並在英國薩里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擔任國際政治學高級講師。撇除情感，人們很難會理解為何有人會甘願賭上自己的前途，去追求一個非常難以實現的政治理想。
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Photo Credit: NEWSCOM / 達志影像 馬寶康認為，香港的本土主義從光復行動開始，逐步走入了公眾視野，透過「反水貨客」及抗議內地遊客對香港帶來滋擾等貼地的社會議題，強調香港本土的核心價值和利益，並逐漸轉變成為抵抗中國政府加諸香港身上的威權管治。
而提到情感，《香港本色》應該是現時唯一一套紀錄片，有詳細記錄梁天琦談及他決定留在香港、就暴動罪接受審訊的原因，片中的梁天琦哽咽地提到，在旺角衝突後，對因衝突而入獄的朋友感到傷心，他個人也對香港本土主義的未來感到迷惘。我認為香港本土主義中一些種族主義的元素並不可取.......例如針對中國內地遊客的行為未能取得作用，而事實上那個時候活躍在香港的本土派政治人物中，包括梁天琦、羅冠聰（羅冠聰曾表示香港眾志不會以本土派自居）在內，有不少都是在中國大陸出生，本土派內部亦不同政治光譜的人物，他們對本土的含意亦有不同的理解。《香港本色》（Black Bauhinia）是一套以香港本土派人士梁天琦和黃台仰為主軸的紀錄片，時序從2015年的「反水貨運動」開始，以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及後續國安法實施作結，當中貫穿了2016年旺角衝突、立法會選舉、立法會議員DQ風波、以及梁天琦受審入獄等一系列政治事件，記錄香港本土主義在過去幾年間的起起跌跌，以及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他期望，問卷調查結果除了可用作製作短片外，亦能夠幫助不同的學術機構，就香港本土主義議題作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然而，馬寶康卻認為不應該用現在政治主流的目光去看待當時的本土主義。而《香港本色》亦在片尾播出黃台仰流亡德國之後的自白，以及寫給梁天琦的書信，希望藉此探討香港本土主義的未來以及離散海外港人的身份認同。
前者習慣以邏輯嚴謹的學術文章述事，後者則以貼地的鏡頭畫面「講故事」。前者注重理論，後者則更注重情感，務求觀眾對事件感同身受。
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德國社會對香港事務的關注 近年在眾多歐洲國家之中，除了英國作為香港前宗主國外，德國算是其中一個對香港事務比較關注的歐洲國家。
人們大概難以想像，大學的政治學者與電影導演這兩個身份會有所交集。《香港本色》的片頭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作為序幕，這句口號在2016年首次出現，最初由「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參選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時所提出。
繼《香港本色》上映之後，馬寶康目前正在籌備製作另一條有關香港本土主義的短片，並已經開始在《香港本色》電影的官方網站上，上載問卷作資料蒐集。「過去一段時間，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關係相當密切，德國內部都有很多關於香港和中國的討論.....除了有關德國應如何看待與中國的關係外，威權主義下的中國亦有試圖就香港議題向德國方面施壓。然而，由於政治因素，有關電影未能在香港正式上映，但在英國、美國、韓國等多個國家的電影節上均有放映。」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正因為要透過文字去表達情感過於困難，令原本認為寫政治論文更為容易的馬寶康，最終還是選擇以拍攝電影的方式去取代學術論文，向大眾呈現香港本土主義的起起跌跌，以及當中包含的各種情感。
「2017年正值本土主義的一個低潮，甚至可以算是香港本土主義最弱的時侯。「在研究本土主義的時候，我發現超過九成的學術文章對本土主義都持有非常負面的意見。
馬寶康又提到，他雖然出生於德國，然而因為戰爭的原因，父母昔日成長的東德地區現在已經成為了波蘭領土，國家的歷史以及家庭成長背景，令他自身對政治與身份認同的議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馬寶康笑言，自己一直對拍攝紀錄片有興趣，在大學本科期間曾經到香港交流，當時他受到王家衞等香港電影的影響，最後決定選修電影比較科目。
「香港本土主義並非完美，當中亦有其黑暗的一面。」 經過2016年的旺角衝突之後，兩個本土派核心人物、「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梁天琦及黃台仰被控暴動罪。
文：文東來 隨着2020年實施《港區國安法》，以探討香港時政為主的電影和紀錄片，能夠在香港上映的機會少之又少。他大概不會想到，自己其後對於香港本土主義的研究，會令他再次重返電影範疇。」 「他們對香港的未來和中港關係有很多與過往不同的看法，那個時候的人對本土派的態度相當兩極。本文經歪腦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延伸閱讀 親港府立場紀錄片《春，又見香港》，被發現創作者身份成疑 國際特赦組織關閉香港辦公室：「國安法下，人權組織無法自由運作」 香港「酷熱管治」落後於國家與國際，健康與經濟持續受損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
除了這句口號之外，重新回到公眾視野的，還有已經成為香港另一股政治主流的本土主義文：張育銓 對於從事部落事務或在部落進行田野的研究生而言，文化健康站（以下簡稱文健站）的存在根本是個夢幻的場域，就像是第一次進入丹丹漢堡的感覺，以往需要到耆老家一一拜訪，或者透過認識的人慢慢滾雪球的教科書說法，在文健站變得不適用了。
因為社區活動中心或多功能集會所是居民、村辦公室、社區協會共有的，文健站的長者人數通常只是部落內的少數，長期以來獲得補助的單位都會有自我多數化的假象，對其他的使用者產生排擠效應，尤其在原漢共處的社區或者由外來團隊承接文健站、部落內不同勢力搶文健站主導權的情況下尤為明顯。地段護士說：「文健站的人比較配合衛教」。
20人級距聘2位，30人級距聘3位，40人級距聘4位，每位月薪3萬3000元，需具備原住民籍。因為這幾項問題，讓文健站在行政規範中逐漸遠離了因地制宜的原則，其實最缺乏因地制宜的並不是原鄉部落與都會新聚落在環境、資源、需求、現代化的差異，而是不同族群文化、不同宗教、社區內不同協會、不同跨部落的社福組織，經由一套統一的作業規定引導服務內容而出現的問題。
